韦氏观察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在目前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言，理论上，北京二环以内的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两波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波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10年中已呈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波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波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表示，中国海外侨胞超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国内某刊物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有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就读的大陆博士生在网上撰文称，今天的中国坐拥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成功地举办了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的奥运会和世博会，大有万邦来朝的气象，好比当年的李唐盛世。然而，这样的国力却挡不住中坚阶层脚底抹油移民外国的风潮，难免让人感到奇怪。

精英流失速度加快

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

而北美另一个移民意向颇高的发达国家——加拿大，仅2009年即使只按“Buy verampil 宋体;”>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当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资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结果全部遭拒。

Zithromax Online class=”MsoNormal”>美国推行的EB-5类签证主要为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Buy Diflucan Online Pharmacy lang=”EN-US”>325万元人民币），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据称，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其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元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元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元人民币）。

据中介机构介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除此之外，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中国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 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中国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 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在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 的生活圈。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企业家们因何前赴后继奔向海外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是目前发财致富机会最多的地方，全球的冒险家争先恐后到中国淘金，全球热钱的首选目标亦是中国。当其他国家人士以进入中国为荣，中国富人却举家外迁，这多少令人费解。

2004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称，“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

中国社会对富人“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确实让中国富人找不到安全感。

目前已经全家移民加拿大的山东老板老李说：“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是各种税费太高；三是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上一轮中国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全国出现了包括山西海鑫钢铁公司董事长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加之包括国美电器前董事长黄光裕在内的许多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次使中国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会说，移民海外是希望给下一代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的确，当他们在国外的高尚住宅区购置了别墅，孩子们也就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比如说，加拿大的儿童就是按居住地就近入学——如果他们买的住宅处于很有素质的地区，学校当然不会差。

拿到发达国家的绿卡还意味着去大多数国家都不需要签证，也不必担心“9•11”等政治事件导致的拒签。

但是，尽管有上述诸般好处，移民海外的中国企业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他是否需要成为一个外国人。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如果五年之内在加拿大住满三年，就可以拿到加拿大护照。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中国国籍。

据北京一家移民中介机构的市场总监郭丹介绍，大多数移民的企业家，都把妻子和孩子办成外国国籍，而他们自己则保持着中国国籍，只是持有国外的绿卡而已。这和爱国心有关，也与他们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有关。

一旦放弃中国国籍，企业家每次回国还得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在国内的生意也瞬间变成了外商投资，而中国部分行业政策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而且，他们不能随便买房、住酒店等等，以前凭借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解决的很多事情，现在因为其外国人身份，有可能变得更复杂。

郭丹的一个客户曾告诉她，在加拿大呆得越久，越不想回国。那里阳光充足，环境可人，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仿佛尽享天伦之乐。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长久。企业家们必须回国做生意，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海外去消费，毕竟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所以更多的企业家只能飞行在两国之间，两边各住上十天半月，有时候他们也带上孩子和爱人一起回中国，比如说过春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电话和Email。

企业家们意识到，移民之后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开始分裂。他们常常必须在不同国度和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全家团聚的日子反而减少。

Buy Brand Levitra Online Pharmacy No Prescription Needed class=”MsoNormal”>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这依旧无法停止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携妻带子奔向海外。

一旦放弃中国国籍，企业家每次回国还得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在国内的生意也瞬间变成了外商投资，而中国部分行业政策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而且，他们不能随便买房、住酒店等等，以前凭借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解决的很多事情，现在因为其外国人身份，有可能变得更复杂。

郭丹的一个客户曾告诉她，在加拿大呆得越久，越不想回国。那里阳光充足，环境可人，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仿佛尽享天伦之乐。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长久。企业家们必须回国做生意，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海外去消费，毕竟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所以更多的企业家只能飞行在两国之间，两边各住上十天半月，有时候他们也带上孩子和爱人一起回中国，比如说过春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电话和Email。

企业家们意识到，移民之后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开始分裂。他们常常必须在不同国度和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全家团聚的日子反而减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这依旧无法停止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携妻带子奔向海外。

中国经济或将“印尼化”

香港有评论认为，中国富人移民海外，使国民财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越来越多的富人移民国外，将使中国变成财富空心化，使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积累流失掉。

在当今中国，有移民心结的人并非少数，包括影视明星和公派留学生在内，一旦有机会就很少有人回国。资料表明，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

此外，近年来“裸官”人数也陡然增加，这些人以种种名目将妻儿和巨额资产迁移出境，自己则留在国内为官，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据中国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截至2004年，外逃官员数量已达4000人左右，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表示，中国大陆的移民热，直接负面冲击，一是资本外流；二是智力外流。但资本和智力外流的冲击仅是表象。移民浪潮本身就是“用脚投票”。长远的恶果，在于中国阶层的分裂，以及中国经济的“印尼化”隐患。

所谓中国阶层的分裂，是指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是对阶层等级秩序的强烈否定，加上对物欲的追求和精神家园的丧失，中国甚至难以孕育出富裕、中产和平民“三明治”式的稳定结构，阶层间的扭曲和仇恨日益强烈。

所谓中国经济的“印尼化”，是指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在外、企业在内的分离。印尼华人掌握着印尼经济的70%，但是有限的政治地位和排华事件的惨痛记忆，使得印尼富翁选择在印尼设厂赚钱的同时，选择新加坡为国籍和财富存放地。印尼局势好转就返回挣钱，印尼局势恶化就逃离暂避。中国经济若也感染“印尼化”疾患，那就意味着中国富裕群体、技术精英甚至部分官员，给自己保留了寻求安全的选择权。

有评论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制定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期望让“先富带后富”。的确，一部分人不负厚望真的先富起来了，但大量先富起来的他们没有实现总设计师“先富带后富”的遗愿，而是扔下穷兄弟不管，撒开脚丫子跑到国外去了。总设计师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来源：中国经贸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