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观察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12月2日在深圳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华为“心声论坛”12月9日发布采访纪要。任正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5月份以后，我们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头。只有加紧把自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做好，使产品开发体系适应制裁环境，坚决让公司生存下来，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5月份以后（华为）就有一些变化，要努力做好业务连续性。

任总是伟大的，无论作为个人、父亲、企业家、商界领袖…! 甚至中国外交官需要多研读这篇采访纪要。近几年少见的思想光芒，与智者同行，受益匪浅。

采访纪要全文：
1、Nathan VanderKlippe，《环球邮报》驻亚洲记者：非常感谢任先生能够再次接受我这名加拿大记者的采访。现在距离孟晚舟女士被捕已经整整一年了。因此，我想问问您一年前发生了什么。关于孟女士被捕，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了，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您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了解得还不多。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孟女士在加拿大被捕前两年，她就没有去过美国了。请问华为是不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知道美国正在进行调查而且孟女士正面临风险了？

任正非：孟晚舟事件应该是美国政治上的行动策划。华为在美国市场长期受排斥，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销售，业务收缩了，高级干部去了也无事可做，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所以都不去美国了。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不去美国并不是为了避免在当地被捕或者逃避法律问题？

任正非：不是逃避。而是因为我们高管没有工作需要去美国。我们早几年就已经把美国市场当成一个小国市场来处理，授权代表处自己决策，因为销售额太小了。

2、Nathan VanderKlippe：孟女士在温哥华被捕后，您是如何得知这一消息的？您当时在哪里？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告诉您这个消息的？

任正非：孟晚舟被逮捕的时候，我在中国，没有出发去阿根廷。公司法务部门向我报告孟晚舟被抓，当时不知道是美国政府发动的这么大的打击事件，以为只是某方面的误会引发的事件。

Nathan VanderKlippe：当时您本来也要去阿根廷。您一开始是不是也计划从加拿大转机？

任正非：没有，一开始就准备从迪拜转机。

Nathan VanderKlippe：孟晚舟被捕后并没有直接给您打电话，而是通知了华为的法务部。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她为什么给法务部打电话，而不是直接给您打电话？

任正非：她当然应该首先通知法务部来处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Nathan VanderKlippe：您是否还记得，在您得知孟晚舟被捕后，您给法务部下了什么指示？您给他们下达了什么目标？

任正非：没指示，因为我不具体管法务部。我当时只是给高管讲，请律师，以加拿大法律的方式向加拿大进行交涉。我们坚持走法律路线解决问题。

3、Nathan VanderKlippe：您刚才说，一开始，您以为这件事是因为误解，法律上的误解产生的。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更重大，不仅对孟女士来说更重大，而且还牵扯到整个公司的？

任正非：美国发了“5.16”实体清单制裁禁令，我们就意识到孟晚舟是被作为一个政治抓手，美国想抓住孟晚舟作为筹码来打击华为。

Nathan VanderKlippe：所以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您一直认为这件事是意外、是误会造成的？

任正非：我认为是这样的。

Nathan VanderKlippe：那您当时觉得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呢？

任正非：聘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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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它又成为现有秩序的头号破坏者，这是21世纪的不幸。

由于美国的强烈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星期二将陷入瘫痪。该机构原本有7名法官，但是2018年1月以来仅剩3名法官，这是该机制得以运行的最少法官人数，而3名法官中的2人星期二任期结束。这一上诉机构是维护国际贸易法治最宝贵的工具，华盛顿亲手扼杀了它。

世贸组织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于1995年创建伊始，这一上诉机构就同时成立了。这个机制的突出特点在于其独立性，不受权力政治的干预，WTO成员无论大小，都可以在这一机制下获得平等申诉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由于美国在上诉机构的多次裁决中败诉，华盛顿对该机制的不满日渐加深，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搞垮WTO的上诉机构就成了美国政府不加掩饰的目标。

上诉机构瘫痪后，弱小经济体的损失肯定最大，因为它们从此将“无处讲理”，“丛林法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复活。尽管各个成员可以继续按照WTO的规则开展解决纠纷的磋商，但是没有了上诉机构裁决的“威慑”，磋商就更难受到“理”的约束，“力”更容易变得嚣张。

美国正在全球的层面推进它的霸权，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升级。之前美国更多是压迫具体的国家和它主导的某个集团让步，但是它现在要公然把WTO这个全球组织改造成围着美国利益转，WTO的其他成员不愿意，它就阻止该组织最关键的机构运转。这是“超级流氓”的做法，其他国家莫说做不到，想都不敢想。

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处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上，也像美国这样干，拆联合国气候行动的台，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撕毁已经签署的伊核协议，主动发起大规模贸易战，退出最重要的军控协议，然后把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也搞垮了，西方舆论在那种情况下还不把中国骂成鬼?

西方舆论对华盛顿这样干也有抱怨，但那些抱怨可以用“嘟囔”来形容。从伦敦到巴黎再到柏林，以及东京、首尔、渥太华，它们在用近乎沉默的方式纵容美国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世界秩序，对之进行进一步且更直接服务于“美国优先”的改造。

的确，目前没有人能把美国怎么样，但会有一种叫做“规律”的东西惩罚美国。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向世界延伸最远的，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肯定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更符合美国这样的高度国际化国家的利益，美国现在的做法从长远看只会增加它实现国家利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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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暴徒的地下钱庄

500至5000块——这是普通学生参与暴乱的酬劳。钱多少，取决于参加游行的规模、在队伍中的位置、暴力程度、是否袭击警察等，女性示威者高于男性。

3万——这是一个13岁小暴徒参加几次暴乱活动后所获酬劳。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游戏机、名牌运动鞋等。他打算叫亲弟弟一起做……
1.5万——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徒可能出现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块。
500万——这是“勇武”核心成员收到资金以后，通过网络或街头招募的形式，组织激进青年加入，将佣金的小部分给下面的“勇武”暴徒，自己独占“大头”，两个月净赚超500万。

2000万——这是在发动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实际上，持续四个月的“反修例”暴乱，参与暴力活动领薪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乱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那么，大量的香港青年“入局”是为了钱还是所谓的信仰追求？是谁在香港乱局的幕后持续“输血”？“血”输向哪里？为何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点一点挖出，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钱庄”。

香港青年入局，为钱？为信仰？亦或其它？

在参加“反修例”暴乱活动的人群里，香港青年群体是主力。

去年，香港游乐场协会开展“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非常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40%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

不满、迷惘、焦虑、愤怒……这一团团“火种”经人用力一扇，迅速成燎原之势。那一只只幕后黑手，正在用大量的资金加紧火上浇油。香港，快要被焚毁！

“地下钱庄”的“老板”都有谁？

这个“地下钱庄”就是美西方反华势力、香港本土反对派势力祸港乱港的金库，其股权关系复杂，具体讲，主要有“一大四小”五个“股东”。

“一大股东”即为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及金融资本集团。“大股东”在香港又物色具体的组织及合适的人选充当其“经理人”，构成了其庞大繁杂的“股权体系”。之所以雄踞“大股东”位置，那是因为“反修例”暴乱中一半以上的活动资金均来源于此。

“四小股东”分别为专门成立的612人道支持基金会、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香港教会、小团体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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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科学报》在国内首次披露报道的“华人科学家在德遭遇学术侵权事件”又有新进展。

8月7日，德国《曼海姆晨报》刊发题为《海德堡大学医院制裁首席医疗官》的简讯，称海德堡大学校长伯恩哈德·艾特尔（Bernd Eitel）剥夺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附属妇科医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泽恩（Christof Sohn）部分权利。

据可靠消息，泽恩在未来三个月内可能不会继续履行其研究和教学职责。

此次调整是因为泽恩是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的直接责任人。

在刚刚过去的7月，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三位正院长全部因牵涉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被迫提前离职。

7月25日，《莱茵内卡报》刊登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一位董事会成员兼院长安德烈亚斯·德拉古恩（Andreas Draguhn）辞职的消息。

报道援引该医学院新闻稿中的一段话：“院长（德拉古恩）在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事件中的行为已经成为官方的主要调查对象，也因为公众的持续批评，他决定要对此承担责任，所以决定辞职。”

在7月30日，《莱茵内卡报》刊出一则报道称，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安妮特·格吕特斯-克斯立西（Annette Grüters-Kieslich）和伊尔姆特劳特·居尔坎（Irmtraut Gürkan）被迫辞职。

她们两人皆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正院长，因与4月间曝出的海德堡医学院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有关而引咎辞职。

持续发酵

乳腺癌早期血液筛查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国学者杨蓉西目前供职于南京医科大学。她在就调查结果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我没想到三位最高层级领导都会受到此事波及，毕竟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在德国地位超然。”

5月26日，《莱茵内卡报》就曾进行过跟踪报道——海德堡大学校长伯恩哈德·艾特尔亲自解除了跟海德堡大学技术转让公司（TTH）的劳务供给合同。

在此前的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中，TTH扮演了“黑脸”角色。

他们手攥杨蓉西职务发明，却故意造成投资谈判破裂，并在逼迫杨蓉西离职后，占有了其项目的大多数权益。

早在5月20日，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就解除了其法务副院长马库斯·琼斯（Markus Jones）的职位。此前，琼斯一直被认为是院长居尔坎的接班人，也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务部门和财务采购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TTH的负责人之一。

在他的支持下，TTH故意造成投资谈判破裂。之后，他直接下达了解除杨蓉西领导职务的命令。

杨蓉西认为，德国之所以如此果决地处理此事，是因为这件丑闻已经给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德国希望通过严肃地处理这件事，充分释放高校的创新和知识产权转化能力”。

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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