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观察

10月9日，何静登顶希夏邦马峰。

无氧攀登是指在登山过程中全程不使用辅助氧气,对攀登者的体能和意志力是极大的考验，尤其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空气中氧气含量极低的环境中。
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独立山峰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希夏邦马峰位于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境内，是世界第十四高峰，也是唯一一座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

何静自2017年起开始无氧攀登。她先后成功登顶了马纳斯鲁峰（2017年）、马卡鲁峰（2018年）、安纳普尔纳峰（2019年）、道拉吉里峰（2021年）、珠穆朗玛峰（2022年）、洛子峰（2022年）、乔戈里峰（2022年）、布洛阿特峰（2022年）、干城章嘉峰（2023年）、南迦帕尔巴特峰（2023年）、迦舒布鲁姆II峰（2023年）、迦舒布鲁姆I峰（2023年）以及卓奥友峰（2023年）。希夏邦马峰是何静挑战无氧登顶14座8000米级山峰的最后一站。

热爱
8000米高峰、女性、无氧，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令人惊叹。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何静说，因为热爱登山。

何静是陕西高陵人，生长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18岁以前的她从未见过山。直到2006年，她才第一次见到秦岭。她说，看着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自己心里不禁问道：那边更高的山是哪里？有什么样的风景？探索的种子在那一刻埋下。
之后的几年，何静一直热衷于徒步、登山等户外运动。2012年，在朋友的邀约下，何静去了四姑娘山，这是她第一次攀登雪山。“接近顶峰时，看到霞光照在白茫茫的雪上，发出金色的光芒，那一刻我感觉人是如此地渺小，而天地是如此的广阔，也释然了生活中的纠结和痛苦。”

2018年4月27日，何静在攀登马卡鲁峰途中。
从四川到甘肃、青海，再到新疆，国内大大小小的雪山何静几乎登了个遍。在她看来，每一次登上雪山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每次重新出发都有新的心情。“登山让我感到快乐。”
追求热爱的过程中也经历过痛苦。

2021年何静开始向珠峰发起挑战，当时还没有中国人成功无氧登顶珠峰。“我不仅是想完成自己的梦想，还想能通过自己做一些事为国家献礼。”但由于当时错过了冲顶的天气窗口期，最终何静登顶失败。
一天在加德满都的大街上，她买了一张地图，独自徒步前往珠峰。看到珠峰那一刻，何静再也不压抑了，对着这座巍峨的雪山，放声大哭。“看到珠峰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就是为它而来的，我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给自己一次机会，人如果连选择尝试的机会都放弃了，那就真的是失败了。”

2022年5月14日上午，何静终于成功无氧登顶珠峰，成为中国首位无氧登顶珠峰的女性登山者。
2022年5月14日，何静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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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9日，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旗舰高端访谈节目“安德鲁·马尔访谈”（The Andrew Marr Show）现场直播专访，阐述中方在香港、华为、新疆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主持人马尔以一贯的偏见指责中国香港、华为、新疆等问题，被刘大使一一驳回，双方交锋激烈。

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旗舰节目“安德鲁·马尔访谈”直播专访

专访实录如下：
马尔：欢迎大使先生。我想首先谈谈香港的情况，在香港，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是否仍然得到尊重？

刘大使：完全得到尊重。有人拿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说事，事实上，国安法旨在恢复香港的正常社会秩序，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马尔：我想提醒观众国家安全法实际上说了些什么。它说：什么行为属于违法将由北京而不是香港决定，抗议者仅因使用标语牌就可能被捕，警方无需搜查令即可进入建筑物进行搜查，审判可以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秘密进行。这些法律条款显然违反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承诺。

刘大使：这些信息是完全错误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香港国安法。首先，香港国安法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为什么要实施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即我们常说的第23条立法。但23年来，由于反对派的干扰和麻烦制造者的恐吓，相关立法迟迟未能完成。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所在。

马尔：你提到麻烦制造者，但是根据我们节目观众所尊重“大赦国际”组织称，随着香港当局逐步采用中国大陆模糊且包罗万象的国家安全定义，香港人享有的和平集会、言论、结社自由的权利迅速受到侵蚀。

刘大使：“大赦国际”没有任何信誉可言，因为他们制造了大量了污蔑中国的不实之词，对中国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从来没有一句客观的评论。去年我曾和你讨论过香港形势，面对当时的动荡和暴乱，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马尔：香港现有的法律相当有力了，难道还不够吗？如果真的有人在香港制造麻烦、扰乱香港，可以用现有法律对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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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奋力抗击疫情之时，所谓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却在搞罢工，这班SB
本能不想让这群畜生侮辱我的博客页面，想想，让历史记住这些丑陋的猪嘴，各位请看，下面这群shit傻逼青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截至1月30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四川省累计确诊病例核减1例），现有重症病例1527例，累计死亡病例21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71例，共有疑似病例1523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8例：香港特别行政区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7例，台湾地区9例。
就在全国上下齐心抗击疫情的时刻，有这么一个现象却让有理哥惊愕不已：香港多个工会却联合发表声明，批评特区政府抗疫无能，要求全面“封关”，关闭所有连接内地关口，取消所有来往内地的航班、船只和跨境巴士。甚至有近期新成立的医疗界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以“发起罢工行动，暂停非紧急医疗服务”来要挟特区政府。

“医管局员工阵线”由反对派SB罗卓尧（香港理工大學生會前外务副会长、学联常委会前主席，2014年曾因参加“违法占中”三次被捕）发起，主要成员来自公立医疗体系的医护人员，会员已经过万的垃圾堆。其SB主席余慧明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医管局拒绝回应全面“封关”，该工会将发起“工业行动”（罢工），并逐步把行动升级，让医院只能维持“有限度紧急服务”。

本以为反对派只是说说，没想到他们罔顾人命、漠视民生，真的这么干了！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月29日东区医院、博爱医院及玛嘉烈医院共90名护士相继进行集体“请病假”行动，部分部门的请假人数更占当值人员总数的一半，迫使院方要临时急召休假护士“顶班”才能维持服务。

疫情来势汹汹，医院是抗疫重要防线，然而，香港反对派却借题发挥，将防疫“政治化”，操纵医护人员以罢工形式对抗特区政府，事事政治先行，“厚颜无耻”的趁火打劫，做着毫无医德、泯灭良心的勾当，让恐慌放大弥漫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真是令人唏嘘……
这些工会是怎么来的？它们为什么现在发难？有理哥今天就带大家扒一扒反对派成立新工会的阴谋。
利用制度漏洞，疯狂成立新工会
香港《职工会条例》中有一个制度（BUG）：7人以上便可发起成立新工会，登记满12个月便可获得立法会和特首选委会投票权。工会符合持续运作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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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关心香港么？

香港也在抗疫呢。来来来，给大家传播香港的负能量。
此时此刻，内地人民对疫情既担忧，又焦虑，不乏恐慌，但民众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地投入到抗疫行动中的。

但在2019年中到现在陷入反中运动达半年的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看到的不是同心同德的、同胞的香港，而是离心离德，竭力希望与大陆切断联系的香港。反对派过去一两个月在维持运动发展上遭遇严峻瓶颈，此时突然找到了救命稻草，希望把新冠肺炎作为推动反中、脱中、“揽炒”运动的新契机。
反对派推动的举措很具体——“封关”——全面阻止内地人进入香港，在这一点上进行集中动员。其中，特区政府（GOSAR）今天开始其实已暂停所有湖北居民（笔者以为这应当包括所有通行证/护照上标识为签发地为湖北的内地居民）及所有过去14日内曾访问过湖北的内地居民（这一条主要要靠访港者自行披露）入境。
反对派者认为这远远不够，应全面封关，禁绝一切内地访客入港，并将此作为反政府的核心议题。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一、香港人在看待SARS问题上与内地城市及民众的不同

在对抗2019-nCoV疫病问题上，香港与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城市/地方有若干不同，
其一，香港地方小，人口极度密集，大量使用集中封闭式的中央空调，是非常容易传播呼吸道传染病的地区。从疫病防控角度来讲，这里有更高级别的戒备及防护意识是合理的。
其二，一国两制下，《基本法》赋予香港政府独立设定出入境管制的权利，这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本质不同。法律上看，GOSAR可以为了疫情防控做出各种必要安排（例如目前已经限制湖北居民及两周内造访过武汉的非港居民入境），权利掌握在香港人手里。
其三，香港在2003年是遭受过SARS肆虐的。当时香港1,755人受感染，299人死亡（包括8名医生），对香港社会、经济、民生影响极大，社会经历过集体创伤。这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SARS的城市（包括武汉）是有所不同的。另外，结合前述可以看出，由于一国两制形成的隔绝，使得香港对疫病有更强的“输入感”，这是来自另一个地方——“中国”的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视角中的来自某一地方的病毒。
回过头看，如果把香港回归以来的反中情绪向前追溯，原点可能就是SARS。这个从内地输入性的病毒使香港付出巨大代价，升华了对内地政府的巨大不信任。而为了挽救香港经济，又不得不推出“自由行”等措施，加强香港对大陆的依赖。而“自由行”又导致了因旅游业开发、水货、大陆人抢占本地资源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将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升级到不可收拾。
其四，因为信息生态圈、媒体都与内地相对隔阂，占人口多数的黄营（特别是年轻人）不在国内媒体及信息生态圈的辐射下，他们不会关注国家卫健委、内地官方及民间媒体的发布，看不到政府和民间的努力，更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内地民众同心协力抗击疫病的团结意识；他们不会被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集体意志所感动，且不但因为缺乏国民意识，对内地民众强烈疏离，而没有对同胞的同情心，甚至令人感觉有颇多恶意，乃至缺乏人类之间最基本的同理心。他们以看待“别国”、“邻国”、“他国”的“第三者”方式在看待发生在中国的疫情，生怕疫情被内地人带到香港，影响到自己。自私的本土主义显现到极致。
其五，2019年以来的香港运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由恐中、反中、脱中政治意识主导的城市。反对派基本盘占人口半数，也包括大多数年轻一代。他们对内地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秩序、治理、模式均极度不信任与抵触。这也使得他们对内地疫病防控的取态与模式完全定格在2003年SARS（而且是极端负面、妖魔化的极端版本），更使他们对内地疫病防控完全不信任、对疫病输入有极大恐惧与厌恶。

再考虑到香港的反中意识在过去一些年甚至已经发展演变成为香港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及针对内地的文化种族主义（racism），在反对派眼中，疫病就是“中国肺炎”；在激进反对派眼中，那非但是“支那”输出，而且是“黄祸”。
回到2020年春天的香港，反对派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出“护港”大戏。与一般疫病防控不同，这出“护港”大戏是政治化的，打着疫病防控的旗号升级渲染恐中情绪，推动反中和脱中。他们将大陆描绘为危及香港生存的瘟疫（包括大陆的疫病、制度、人），把GOSAR描绘为出卖香港人的代理。这里没有对大陆的同情和同心同德，只有极度的厌恶、唾弃及自私。这就是内地一心希望感化拉拢的“香港同胞”。
笔者亦需说明，以上描述并不代表全体香港人，只针对黄营，但他们占到香港人口的多数，也在年轻人中占压倒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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