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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造就一个可能无法战胜的敌人

2019年7月25日 没有评论

来源:人民日报 (编者按: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6月13日在布朗大学外交政策协会作了题为《中美脱钩及其影响》的发言。他强调,美国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费尽心思将中国树为敌人,但并无必胜把握。其观点可参考,编译如下。)

一、美军工行业努力帮助美国树立敌人

美国人正费尽心思制造排外情绪。部分美国民众间歇性的本土主义情绪爆发,实在令人尴尬。当代美国人对这个世界本来就十分无知,再加上各种社交媒体和非主流小报胡乱揣测、臆想和制造幻觉,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些编造故事里的反派主角多半是中国,还有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邪恶国家”。按其说法,他们的影响力都已进入委内瑞拉这个距美国南海岸仅1600英里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委内瑞拉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敌人。而身患“敌人缺乏综合征”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却找到了解药——中国,所以才有了上述荒诞的故事。由于苏联出人意料地缴械投降,美国军工复合体不仅失去了“魔鬼般”的对手,也失去了财富来源。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崛起,就像发现了新宝藏。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意外出局,并不能为我们预测美中对抗的最终结果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与苏联大为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卓有成效,其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持续不断地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提升自己的全球地位。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让中国人尝到了屈辱的滋味,但如今中国似乎注定会重新夺回它曾保持了数千年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在制定政策时,似乎只有国防预算随着中国崛起相应提高,却没有考虑美国实体经济、消费和科技的相应提升。这意味着:美国保持了140年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将落入中国手中。失去“第一”光环的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曾受西方压迫的国家,一道分享权力。

二、美国既得利益集团欲将矛盾转嫁到中国身上

中国的确做过一些令美国反感的事,比如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做法。然而,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出现的反华浪潮,更多是由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而非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的。

退一步说,美国政治中民粹主义对“恐华症”爆发产生的影响,至少与中国“不良行为”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煽动的结果。美国富裕精英阶层执掌着能左右经济命脉的银行和大公司,许多美国民众此前感觉自己一直受到精英们的轻侮。随着当前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陷入停滞、贫富差距进入危险区域、民众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企业高管和金融精英们中饱私囊,美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达到失控边缘。尤其是中下阶层白人,成为照顾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牺牲品,甚至沦为“可怜虫”(译注:希拉里·克林顿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半都是“可怜虫”),这让他们怒火中烧,很容易受到舆论蛊惑。

三、美国试图通过打压对手而非强大自身来应对挑战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精英们试图将责任推给中国,以转移缓和民众的这种负面情绪。但显而易见,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前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再加上国际威望日益下降,都会重挫美国民众心理。这种情况是对美国人的韧性、务实精神和意志力的一场考验。事实上,我们必须着眼国内,改革和调整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资关系和教育政策等,使这个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但很多美国人坚持认为,问题不出在国内,中国崛起才是最大的威胁——中国一定渴望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去主宰世界。然而,中国人想要的是尊重和威严,使自身得以在安宁环境中走向繁荣。因此,随着中国愈益富强,其不再向美国霸权低头,也不再认为始终以卑躬屈膝换取闷声发大财的机会是值得的做法。

这让很多美国人无所适从。当然,他们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超然地位——不是通过改正问题和强大自身,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上铐子,来达到目的。美国一边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的同时,自己却日益走向封闭。这种变化并非吉兆——无论最终是美国放过中国,还是美国通过削弱中国来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美国试图打倒中国的努力,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国经济,而不会阻止中国前进。

四、美国难以遏制中国

不能单纯拿GDP衡量竞争力。拿不同国家的GDP作比较,相当于是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作比较,其结果不足以反映国际竞争力的真实情况。挖沟工人或金融工程师们带来的GDP增量,与钢铁模范工人或诺贝尔奖得主带来的,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不能说GDP无关紧要,不过一个国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决定经济总量能发挥出多大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二战时的日本,GDP仅为美国的1/10,但其仍成功偷袭珍珠港,并牵制美国将近四年时间,最终也只是因为缺乏核反击能力才投降。

中国工业竞争力比其GDP更为出色。当前中国工业产值占全球1/4,超过美国、德国、韩国工业产值的总和,这一点比GDP能体现出的要重要得多。此外,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工作的劳动者已占到全球同类劳动者总数的1/4,是美国的8倍,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3倍以上。

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成为其优势。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若有其他国家试图模仿中国制度,中国人自然觉得脸上有光,但其并不介意其他国家内部究竟如何治理。中国施行的是一党执政制度。尽管美国宣称中国在海外推广专制、反对民主,但这对中国其实是莫须有之罪。

中国没有令人忌惮的霸权思维。随着中国的财富和实力与日俱增,邻国们无不担忧自己将不得不顺从中国,然而没有哪个国家真的担心中国入侵。美国人兜售的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受欢迎。即使那些对中国心有戒备的国家,美国这套说辞也没有产生很强吸引力——那些国家看不到迫于美国压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美国指望靠危言耸听来冲淡中国的正面宣传,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外交。

邻国不会站在美国一边与中国打擂台。中国是其所有邻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逐渐成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中国只要求邻国以礼相待、互相开放贸易和投资,不与第三方合谋威胁中国安全,除此之外并不索要其他东西。因此,这些国家不想在中国面前惹是生非,也不会跟美国一道挑衅中国。他们之所以寻求美国支持,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对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寻求与中国保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的和解状态。这也是为何中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周边,不断构筑据点来建立固定存在,但这些国家并不寻求把中国赶走。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试图联合其他国家排斥中国的行动难以奏效的原因。这些行动非但没有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反而破坏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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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了一批有迷惑性的现代汉奸

2019年7月24日 没有评论

在香港极端势力示威越来越暴力化的过程中,西方势力的介入越来越公开化,而这种介入在香港社会发酵,离不开一批汉奸人物的配合与助攻。黎智英、李柱铭等人堪称这批汉奸的代表者。

香港围绕一项立法的争议激化成全港大动荡,直至暴力肆虐,冲击到香港法治的根基,事态的戏剧性发展与中美关系出现全局性紧张的大环境是非常“押韵”的。从去年到今年,黎智英、李柱铭等老牌“民主领袖”与美国及西方政府、议会的接触达到空前密度,形成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勾结,这些勾结为香港街头政治的膨胀提供了罪恶的燃料。

事态的演变不仅于此。这批极端人物看到中美的战略博弈逐渐趋紧,华盛顿不遗余力地启动能够对北京施加压力的各种杠杆,他们积极地往上凑,不仅挟洋自重,而且极力向美方展示自己协助遏制中国的工具意义。

这些人有一个野心:把香港变成中美战略博弈的特殊角力场,让华盛顿和西方在香港的影响最大化,“平衡”基本法中“一国”的内容,让“一国两制”机制中的“一国”最小化,甚至名存实亡,让“两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成为实际上的独立。

汉奸都是出在中外博弈乃至发生对抗的特殊关头,他们的作用除了直接为侵略和打压中国的外部势力效力,还包括破坏中国人的内部团结,帮助外部势力给中国人洗脑。黎智英(狗屎)、李柱铭(猫尿)这些人就是典型的现代汉奸。

香港出的这批现代汉奸打着为港人争“民主”“自由”的旗号,比历史上的汉奸更具有迷惑性。他们的这一旗号是从美西方攻击中国的势力那里借过来的,后者在标榜对华传播“民主”“自由”的时候,真正锁定的是阻止中国走向强盛,破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黎智英、李柱铭等人的格局很小,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背叛的则是中华民族的大目标。他们与美西方的势力结成牵制中国崛起的同盟,利令智昏是近代以来汉奸们的共通点。 阅读全文…

翻译家是孤狼-余泽民

2017年4月28日 没有评论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4月20日,第24届布达佩斯国际书展在位于布达的千禧公园内开幕,旅匈作家、翻译家余泽民在开幕式上被匈牙利政府授予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站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持人介绍了余泽民坎坷而多彩的经历,以及他与匈牙利文学结下的特殊缘分。十五年来,余泽民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马洛伊·山多尔、道洛什·久尔吉、苏契·盖佐、巴尔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尔吉、马利亚什·贝拉、缪勒·彼得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约20部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余泽民在发表获奖感言中说:“翻译家是孤狼,很少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事实上,很少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不管怎么说,我心安理得地接受此奖,因为我确实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献给了文学翻译,并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在匈牙利生活了二十六年,可以这么说,匈牙利是我的第二故乡,匈牙利文学于我,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我在那里不仅有安全感,而且感到自己是个有用之人。我为自己能够在中国成为这个美丽小国的伟大文学的代言人而感到自豪。”
2016年底,记者曾与余泽民有一场长谈。余泽民从他初到举目无亲的匈牙利时说起,说起他为谋生而从事过的一个又一个的职业,说起他玻璃鸟一般透彻而无所遮掩的生活,说起曾施恩于他的朋友们,当然还有在他生命中有着绝对地位的文学翻译。

“其实我去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

1991年,我坐了十天火车,终于抵达布达佩斯。当时介绍我过去的那位同学其实早去了维也纳,他知道我已经破釜沉舟了,所以没敢告诉我。我在火车站等到人群散尽,一个人拿着一张照片过来说,“你朋友让我来接你”,我就跟着这个陌生人去到距离布达佩斯两百多公里的小城,塞格德。

“当时是非走不可了。我们班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国了。其实我走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因为匈牙利不要签证。”

孤身一人被扔到匈牙利之后,余泽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私人诊所里当医生,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余泽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着被遣送的危险。“后来有一天,我周一去上班,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坐在那儿就哭了,于是从1992年的四月份,我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叫《玻璃鸟》,在匈牙利最开始的那十年,我的生活状态就像是透明的玻璃鸟,五脏六腑都能被人看到,简单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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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豪车被撞,中产阶级为何也跟富人一起欺负穷人?

2017年3月15日 没有评论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张丰/文
我的朋友、专栏作家刘远举是一个爱讲理的人。最近,他发了一条微博,把自己弄成了新闻人物:
徐汇裕德路,快递小哥撞了一辆迈巴赫。车好像没大损失,但你懂的,这样的车,擦一下也不便宜,要赔2000块。快递小哥掏出一大把零钱,很可怜的样子。
电瓶车平时横冲直撞这个就不多说了。道路是公共的,事故是大概率的,那么,你炫富,我买单是不是不合理呢?你穿一件30万的衣服挤地铁,这是不是碰瓷?
穿30万的衣服挤地铁等于碰瓷,这是一个极端的推理。事实上,刘远举还在这条微博下面贴了一篇他以前写的文章,探讨豪车发生事故后的赔付问题。(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他的看法是,道路具有公共属性,其任务是高度秩序化的去承载交通,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高风险的场所,不适宜展示奢华。因此,豪车车主应该有一种“合理预见义务”,应该多承担一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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