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不了解的香港另一面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译者/何黎
谭建威（音译）家的天花板很高。但不幸的是，这间单人房的长度或宽度都赶不上它的高度，里面挤着他、太太和12岁的儿子。房间大约35平方英尺，后墙上固定着两张双层木床，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摇摇欲坠地摆在架子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整个房间让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储藏室，而非住所，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衣服、缺了口的杯子、被褥、一台电扇、一卷白手纸。来客要么紧贴着门站着——这也是屋里唯一没有使用的空间——要么（像我一样）挨着谭建威坐在双层床的下铺。
谭建威是一名退休的灯泡厂工人，上世纪60年代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香港估计有10万人像他这样，居住在隔间大小的公寓里。有些耳背的80岁老人Dai Yun-po和63岁的Kong Siu-gau的家，距离谭家乘计程车（如果你支付得起的话）很近，他们的居住条件更是骇人听闻。手头拮据的退休建筑工人们睡在用铁丝网围成的笼子里，顶棚低到直不起身子来。在这里，他们必须与其他十多名“笼民”挤在一间斗室里。我到的时候，他们全都在站着看电视（因为没有坐的地方）——播的正是最新一期《福布斯》(Forbes)亿万富豪榜。如果Dai和Kong是条狗的话，动物权益保护人士多年前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了。
诚然，这些都是香港贫困现象中的极端例子。但作为一个以摄人心魄的港口景致和发财机遇闻名的城市，香港有许多悲惨境遇值得一谈。香港拥有70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美元，其中123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还不到低得令人绝望的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香港的收入再分配可谓是敷衍塞责，如果撇开这点儿有限的影响，香港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收入不平等性）是亚洲表现最糟糕的（甚至比印度和中国内地还差）。
许多香港人每月的生活费仅有数百美元，在这个屡屡创下全球最高租金纪录的拥挤城市根本不够用。Kong笼屋的月租金为160美元。由于没有做饭的地方，他在外卖上的花费远不止这个数。
香港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基本上不太为人所知。若不是政府补贴住房容纳了四成的香港居民，情况会糟糕很多。实际上，数千名养老金领取者要靠捡垃圾来维持开支。作为亚洲最为繁荣绚烂的城市之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其它地区一样，香港受到了中国内地低成本竞争的重创。上世纪80年代，香港迅猛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很多内地人前来。香港社会服务联会(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蔡海伟(Chua Hoi Wai)估计，香港制造业当时大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随着这些岗位逐渐流入内地，这一数字已降至20万。工人的月工资水平，也从激动人心的80年代的1300至2500美元，降至700美元。蔡海伟表示，工资中位数10年都不见涨，而中高收入人群的薪酬却直线上升。
其次，香港地价一直被人为保持在高位。地产大亨和私人业主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香港政府每次只拍卖极小一块地，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负资产更让那些有权有势者恼火的了。建造新的公共住房、并低于市场价出售的计划已遭冻结。著名政界人士梁振英(C.Y. Leung)形容香港人正被分为两类：拥有房产的人和没有房产的人。
第三，香港拥有小政府的传统，信奉“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尽管人们赞扬自由市场的理念，称其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获得成功的关键，但如果你住在一个笼子里，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你就没什么好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公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或者伤残津贴。迄今为止，也没有最低工资。政府支出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6%左右。现在，你知道瑞典人把另外的34%花到哪儿了吧。
民主活动人士、大学讲师张超雄(Fernando Cheung)表示，许多香港穷人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当初逃离了贫穷、动荡和专制，习惯了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这使得他们能够吃苦，很容易满足。
谭建威就符合他的描述。谭建威不后悔从内地逃到香港，尽管他现在一贫如洗，生活条件很糟糕。但在偶尔回广东省后，他的确意识到自己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祖国越来越富裕。他承认，那里大多数人比他生活得好。“就连他们的厨房也比我的家大，”他表示。但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语气中全无艳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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