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观察

2020年7月19日，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旗舰高端访谈节目“安德鲁·马尔访谈”（The Andrew Marr Show）现场直播专访，阐述中方在香港、华为、新疆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主持人马尔以一贯的偏见指责中国香港、华为、新疆等问题，被刘大使一一驳回，双方交锋激烈。

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旗舰节目“安德鲁·马尔访谈”直播专访

专访实录如下：
马尔：欢迎大使先生。我想首先谈谈香港的情况，在香港，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是否仍然得到尊重？

刘大使：完全得到尊重。有人拿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说事，事实上，国安法旨在恢复香港的正常社会秩序，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马尔：我想提醒观众国家安全法实际上说了些什么。它说：什么行为属于违法将由北京而不是香港决定，抗议者仅因使用标语牌就可能被捕，警方无需搜查令即可进入建筑物进行搜查，审判可以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秘密进行。这些法律条款显然违反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承诺。

刘大使：这些信息是完全错误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香港国安法。首先，香港国安法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为什么要实施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即我们常说的第23条立法。但23年来，由于反对派的干扰和麻烦制造者的恐吓，相关立法迟迟未能完成。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所在。

马尔：你提到麻烦制造者，但是根据我们节目观众所尊重“大赦国际”组织称，随着香港当局逐步采用中国大陆模糊且包罗万象的国家安全定义，香港人享有的和平集会、言论、结社自由的权利迅速受到侵蚀。

刘大使：“大赦国际”没有任何信誉可言，因为他们制造了大量了污蔑中国的不实之词，对中国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从来没有一句客观的评论。去年我曾和你讨论过香港形势，面对当时的动荡和暴乱，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马尔：香港现有的法律相当有力了，难道还不够吗？如果真的有人在香港制造麻烦、扰乱香港，可以用现有法律对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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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日报2020-04-28

近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每日电讯报-垃圾杂种报》篡改中国国徽图案，恶意把新冠病毒与中国相联系。国徽是主权国家的象征，神圣不可侵犯。澳大利亚这家没有道德底线的报纸把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置基本正义于不顾，突破道德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种恶劣行径不可纵容。

新冠肺炎疫情堪称一次全球道德检视，能够验出文明成色。媒体是历史的记录者，应当自觉涵养道德操守，自觉坚持和捍卫人类文明基本价值，守住人类文明底线。国旗国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凝聚着所有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代表着所有国的崇高尊严。澳大利亚这家报纸公然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煽动种族主义，此举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问题、严肃的专业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强调：“关于任何疾病的来源，任何地方都有可能。”16名国际卫生法学家日前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文提醒，基于恐惧、谣传、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做法，无法将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澳大利亚这家报纸不顾世卫组织和国际卫生法学家的明确警示，公然违背《国际卫生条例》的明文规定，令人不齿。

媒体报道要基于事实、出于良知。世界有目共睹，中国为捍卫人类生命权和健康权作出了积极贡献。切实遵循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原则，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抗疫国际合作。无论是在国内抗疫战场上取得的成效，还是在全球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不容抹杀。澳大利亚这家报纸对反映这些客观现实没有兴趣，却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玩弄颠倒黑白的把戏，露出其毫无职业操守的底色。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是一场拯救生命的赛跑，任何有良知、负责任的媒体，都应当为推动全球合作、共同抗击疫情发挥建设性作用。《每日电讯报》就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不顾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的交涉和谴责，一再借疫情恶意诋毁中国。早在4月1日，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就致信该报，批驳其充满傲慢和偏见的疫情涉华报道。此后该报再次上演同样戏码，并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对其进行谴责后，公然在4月23日发表文章称篡改中国国徽的图片“出色”，以耍赖手段继续抹黑中国和中国人民。看来，这家臭虫媒体选择站在客观公正的对立面，已是铁了心。

事实不辩自明，公理自在人心。英国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最近连续三天在三个平台分别用中英文推送社论文章《停止新冠病毒的污名化》。文章坦言，世卫组织2月提出新冠肺炎正式命名时，对那些错误地将新冠病毒与武汉和中国关联在一起的人和组织进行了提醒，包括《自然》。《自然》杂志在文中郑重写道：“我们当初的做法确实有误，我们愿为此承担责任并道歉。”与《自然》杂志及时澄清谬误的负责任态度相比，《每日电讯报》尤显狭隘和阴暗。

关于新冠病毒的种族主义言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种族歧视、种族矛盾、种族冲突，都是对现代文明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理当共同抵制这种挑衅，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媒体都应当坚定选择正义，共同守护人类文明基本价值。

原标题 – 胡锡进：澳大利亚总折腾，像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

澳大利亚政府近日跟着美国对中国的指责跳得很高，老胡一直顾不上它，一篇针对澳大利亚的环时社评也没写，我的微博、视频胡侃还有推特都没有提它。主要是担心写了说了没人看。澳大利亚就那么大分量，我过去写的澳大利亚的东西，市场效果都很差，很多时候比写新加坡还差，可能是新加坡离中国更近。

　　不过澳大利亚总在那折腾，我感觉它有点像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嚼过的口香糖，有时你不得不找一块石头把它给蹭下来。
　　今天老胡提这么几句，告诉国人，那个遥远的国家又在不停的帮美国咬中国。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具体内容太细了，估计大家未必感兴趣。
　　最后我要善意提醒大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降多大幅度，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就会大概率下降同等幅度。它对美国的配合比英国大多了。新冠疫情后，大家与澳大利亚做生意，送孩子去那里读书，都需要有更多风险意识。
　　我希望中澳民间关系不因政治原因出太多动荡，但从澳政府的表现看，他们越来越政治挂帅，很难不影响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所以风险的确很大，未必以我们善良的想法为转移。

来源：胡锡进微博

还有人关心香港么？

香港也在抗疫呢。来来来，给大家传播香港的负能量。
此时此刻，内地人民对疫情既担忧，又焦虑，不乏恐慌，但民众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地投入到抗疫行动中的。

但在2019年中到现在陷入反中运动达半年的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看到的不是同心同德的、同胞的香港，而是离心离德，竭力希望与大陆切断联系的香港。反对派过去一两个月在维持运动发展上遭遇严峻瓶颈，此时突然找到了救命稻草，希望把新冠肺炎作为推动反中、脱中、“揽炒”运动的新契机。
反对派推动的举措很具体——“封关”——全面阻止内地人进入香港，在这一点上进行集中动员。其中，特区政府（GOSAR）今天开始其实已暂停所有湖北居民（笔者以为这应当包括所有通行证/护照上标识为签发地为湖北的内地居民）及所有过去14日内曾访问过湖北的内地居民（这一条主要要靠访港者自行披露）入境。
反对派者认为这远远不够，应全面封关，禁绝一切内地访客入港，并将此作为反政府的核心议题。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一、香港人在看待SARS问题上与内地城市及民众的不同

在对抗2019-nCoV疫病问题上，香港与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城市/地方有若干不同，
其一，香港地方小，人口极度密集，大量使用集中封闭式的中央空调，是非常容易传播呼吸道传染病的地区。从疫病防控角度来讲，这里有更高级别的戒备及防护意识是合理的。
其二，一国两制下，《基本法》赋予香港政府独立设定出入境管制的权利，这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本质不同。法律上看，GOSAR可以为了疫情防控做出各种必要安排（例如目前已经限制湖北居民及两周内造访过武汉的非港居民入境），权利掌握在香港人手里。
其三，香港在2003年是遭受过SARS肆虐的。当时香港1,755人受感染，299人死亡（包括8名医生），对香港社会、经济、民生影响极大，社会经历过集体创伤。这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SARS的城市（包括武汉）是有所不同的。另外，结合前述可以看出，由于一国两制形成的隔绝，使得香港对疫病有更强的“输入感”，这是来自另一个地方——“中国”的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视角中的来自某一地方的病毒。
回过头看，如果把香港回归以来的反中情绪向前追溯，原点可能就是SARS。这个从内地输入性的病毒使香港付出巨大代价，升华了对内地政府的巨大不信任。而为了挽救香港经济，又不得不推出“自由行”等措施，加强香港对大陆的依赖。而“自由行”又导致了因旅游业开发、水货、大陆人抢占本地资源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将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升级到不可收拾。
其四，因为信息生态圈、媒体都与内地相对隔阂，占人口多数的黄营（特别是年轻人）不在国内媒体及信息生态圈的辐射下，他们不会关注国家卫健委、内地官方及民间媒体的发布，看不到政府和民间的努力，更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内地民众同心协力抗击疫病的团结意识；他们不会被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集体意志所感动，且不但因为缺乏国民意识，对内地民众强烈疏离，而没有对同胞的同情心，甚至令人感觉有颇多恶意，乃至缺乏人类之间最基本的同理心。他们以看待“别国”、“邻国”、“他国”的“第三者”方式在看待发生在中国的疫情，生怕疫情被内地人带到香港，影响到自己。自私的本土主义显现到极致。
其五，2019年以来的香港运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由恐中、反中、脱中政治意识主导的城市。反对派基本盘占人口半数，也包括大多数年轻一代。他们对内地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秩序、治理、模式均极度不信任与抵触。这也使得他们对内地疫病防控的取态与模式完全定格在2003年SARS（而且是极端负面、妖魔化的极端版本），更使他们对内地疫病防控完全不信任、对疫病输入有极大恐惧与厌恶。

再考虑到香港的反中意识在过去一些年甚至已经发展演变成为香港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及针对内地的文化种族主义（racism），在反对派眼中，疫病就是“中国肺炎”；在激进反对派眼中，那非但是“支那”输出，而且是“黄祸”。
回到2020年春天的香港，反对派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出“护港”大戏。与一般疫病防控不同，这出“护港”大戏是政治化的，打着疫病防控的旗号升级渲染恐中情绪，推动反中和脱中。他们将大陆描绘为危及香港生存的瘟疫（包括大陆的疫病、制度、人），把GOSAR描绘为出卖香港人的代理。这里没有对大陆的同情和同心同德，只有极度的厌恶、唾弃及自私。这就是内地一心希望感化拉拢的“香港同胞”。
笔者亦需说明，以上描述并不代表全体香港人，只针对黄营，但他们占到香港人口的多数，也在年轻人中占压倒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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