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它又成为现有秩序的头号破坏者，这是21世纪的不幸。
由于美国的强烈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星期二将陷入瘫痪。该机构原本有7名法官，但是2018年1月以来仅剩3名法官，这是该机制得以运行的最少法官人数，而3名法官中的2人星期二任期结束。这一上诉机构是维护国际贸易法治最宝贵的工具，华盛顿亲手扼杀了它。
世贸组织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于1995年创建伊始，这一上诉机构就同时成立了。这个机制的突出特点在于其独立性，不受权力政治的干预，WTO成员无论大小，都可以在这一机制下获得平等申诉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由于美国在上诉机构的多次裁决中败诉，华盛顿对该机制的不满日渐加深，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搞垮WTO的上诉机构就成了美国政府不加掩饰的目标。
上诉机构瘫痪后，弱小经济体的损失肯定最大，因为它们从此将“无处讲理”，“丛林法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复活。尽管各个成员可以继续按照WTO的规则开展解决纠纷的磋商，但是没有了上诉机构裁决的“威慑”，磋商就更难受到“理”的约束，“力”更容易变得嚣张。
美国正在全球的层面推进它的霸权，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升级。之前美国更多是压迫具体的国家和它主导的某个集团让步，但是它现在要公然把WTO这个全球组织改造成围着美国利益转，WTO的其他成员不愿意，它就阻止该组织最关键的机构运转。这是“超级流氓”的做法，其他国家莫说做不到，想都不敢想。
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处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上，也像美国这样干，拆联合国气候行动的台，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撕毁已经签署的伊核协议，主动发起大规模贸易战，退出最重要的军控协议，然后把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也搞垮了，西方舆论在那种情况下还不把中国骂成鬼?
西方舆论对华盛顿这样干也有抱怨，但那些抱怨可以用“嘟囔”来形容。从伦敦到巴黎再到柏林，以及东京、首尔、渥太华，它们在用近乎沉默的方式纵容美国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世界秩序，对之进行进一步且更直接服务于“美国优先”的改造。
的确，目前没有人能把美国怎么样，但会有一种叫做“规律”的东西惩罚美国。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向世界延伸最远的，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肯定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更符合美国这样的高度国际化国家的利益，美国现在的做法从长远看只会增加它实现国家利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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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库2019/11/13 内容来自人民资讯
香港暴徒的地下钱庄
500至5000块——这是普通学生参与暴乱的酬劳。钱多少，取决于参加游行的规模、在队伍中的位置、暴力程度、是否袭击警察等，女性示威者高于男性。
3万——这是一个13岁小暴徒参加几次暴乱活动后所获酬劳。这些钱帮助他换了新款iPhone手机、游戏机、名牌运动鞋等。他打算叫亲弟弟一起做……
1.5万——这是《反蒙面法》出台以后，为避免勇武暴徒可能出现退缩的情况，参加暴力活动者的酬劳大幅提高至每天1.5万块。
500万——这是“勇武”核心成员收到资金以后，通过网络或街头招募的形式，组织激进青年加入，将佣金的小部分给下面的“勇武”暴徒，自己独占“大头”，两个月净赚超500万。
2000万——这是在发动10月1日大游行前，“招募死士”计划所提供的“抚恤金”。“死士”需执行包括杀警、假扮警员杀人后嫁祸、纵火等一系列极端任务。
实际上，持续四个月的“反修例”暴乱，参与暴力活动领薪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充足的资金保障，是暴乱活动能够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那么，大量的香港青年“入局”是为了钱还是所谓的信仰追求？是谁在香港乱局的幕后持续“输血”？“血”输向哪里？为何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点一点挖出，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地下钱庄”。
香港青年入局，为钱？为信仰？亦或其它？
在参加“反修例”暴乱活动的人群里，香港青年群体是主力。
去年，香港游乐场协会开展“香港青少年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态非常不理想，有30%的受访青少年的抑郁指数属中等至极度严重，亦有近40%的受访者焦虑指数为中等至极度严重。
不满、迷惘、焦虑、愤怒……这一团团“火种”经人用力一扇，迅速成燎原之势。那一只只幕后黑手，正在用大量的资金加紧火上浇油。香港，快要被焚毁！
“地下钱庄”的“老板”都有谁？
这个“地下钱庄”就是美西方反华势力、香港本土反对派势力祸港乱港的金库，其股权关系复杂，具体讲，主要有“一大四小”五个“股东”。
“一大股东”即为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及金融资本集团。“大股东”在香港又物色具体的组织及合适的人选充当其“经理人”，构成了其庞大繁杂的“股权体系”。之所以雄踞“大股东”位置，那是因为“反修例”暴乱中一半以上的活动资金均来源于此。
“四小股东”分别为专门成立的612人道支持基金会、香港的大学学生会、香港教会、小团体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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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科学报》在国内首次披露报道的“华人科学家在德遭遇学术侵权事件”又有新进展。
8月7日，德国《曼海姆晨报》刊发题为《海德堡大学医院制裁首席医疗官》的简讯，称海德堡大学校长伯恩哈德·艾特尔（Bernd Eitel）剥夺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附属妇科医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泽恩（Christof Sohn）部分权利。
据可靠消息，泽恩在未来三个月内可能不会继续履行其研究和教学职责。
此次调整是因为泽恩是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的直接责任人。
在刚刚过去的7月，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三位正院长全部因牵涉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被迫提前离职。
7月25日，《莱茵内卡报》刊登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一位董事会成员兼院长安德烈亚斯·德拉古恩（Andreas Draguhn）辞职的消息。
报道援引该医学院新闻稿中的一段话：“院长（德拉古恩）在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事件中的行为已经成为官方的主要调查对象，也因为公众的持续批评，他决定要对此承担责任，所以决定辞职。”
在7月30日，《莱茵内卡报》刊出一则报道称，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安妮特·格吕特斯-克斯立西（Annette Grüters-Kieslich）和伊尔姆特劳特·居尔坎（Irmtraut Gürkan）被迫辞职。
她们两人皆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正院长，因与4月间曝出的海德堡医学院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有关而引咎辞职。
持续发酵
乳腺癌早期血液筛查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国学者杨蓉西目前供职于南京医科大学。她在就调查结果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我没想到三位最高层级领导都会受到此事波及，毕竟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在德国地位超然。”
5月26日，《莱茵内卡报》就曾进行过跟踪报道——海德堡大学校长伯恩哈德·艾特尔亲自解除了跟海德堡大学技术转让公司（TTH）的劳务供给合同。
在此前的乳腺癌早期血液诊断丑闻中，TTH扮演了“黑脸”角色。
他们手攥杨蓉西职务发明，却故意造成投资谈判破裂，并在逼迫杨蓉西离职后，占有了其项目的大多数权益。
早在5月20日，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就解除了其法务副院长马库斯·琼斯（Markus Jones）的职位。此前，琼斯一直被认为是院长居尔坎的接班人，也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务部门和财务采购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TTH的负责人之一。
在他的支持下，TTH故意造成投资谈判破裂。之后，他直接下达了解除杨蓉西领导职务的命令。
杨蓉西认为，德国之所以如此果决地处理此事，是因为这件丑闻已经给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德国希望通过严肃地处理这件事，充分释放高校的创新和知识产权转化能力”。
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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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4月20日，第24届布达佩斯国际书展在位于布达的千禧公园内开幕，旅匈作家、翻译家余泽民在开幕式上被匈牙利政府授予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站一席之地”，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持人介绍了余泽民坎坷而多彩的经历，以及他与匈牙利文学结下的特殊缘分。十五年来，余泽民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马洛伊·山多尔、道洛什·久尔吉、苏契·盖佐、巴尔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尔吉、马利亚什·贝拉、缪勒·彼得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约20部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余泽民在发表获奖感言中说：“翻译家是孤狼，很少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事实上，很少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不管怎么说，我心安理得地接受此奖，因为我确实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献给了文学翻译，并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在匈牙利生活了二十六年，可以这么说，匈牙利是我的第二故乡，匈牙利文学于我，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我在那里不仅有安全感，而且感到自己是个有用之人。我为自己能够在中国成为这个美丽小国的伟大文学的代言人而感到自豪。”
2016年底，记者曾与余泽民有一场长谈。余泽民从他初到举目无亲的匈牙利时说起，说起他为谋生而从事过的一个又一个的职业，说起他玻璃鸟一般透彻而无所遮掩的生活，说起曾施恩于他的朋友们，当然还有在他生命中有着绝对地位的文学翻译。
“其实我去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
1991年，我坐了十天火车，终于抵达布达佩斯。当时介绍我过去的那位同学其实早去了维也纳，他知道我已经破釜沉舟了，所以没敢告诉我。我在火车站等到人群散尽，一个人拿着一张照片过来说，“你朋友让我来接你”，我就跟着这个陌生人去到距离布达佩斯两百多公里的小城，塞格德。
“当时是非走不可了。我们班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国了。其实我走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因为匈牙利不要签证。”
孤身一人被扔到匈牙利之后，余泽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私人诊所里当医生，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余泽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着被遣送的危险。“后来有一天，我周一去上班，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坐在那儿就哭了，于是从1992年的四月份，我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叫《玻璃鸟》，在匈牙利最开始的那十年，我的生活状态就像是透明的玻璃鸟，五脏六腑都能被人看到，简单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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