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是个美国人，大个子，2撇胡子。说话鼻音很重。老大回复邮件中，才知道M离我们而去啦，很突然的——（M has passed away of a heart attack）
老马是个值得尊敬的、非常敬业的家伙。总是背着个大跨包，拎着个大箱子，穿梭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有时总是接到他的黑莓手机发来的邮件，这时候，他多半就在上下飞机前后。有时工作上认真的很过分，发了邮件，还要将文件塞个优盘拷贝一份给你。
1）第一次见面，英语向我打招呼，我听错了，应声后，被办公室全体同事嘲笑了快1年。
2）老马喜欢中国的古物。他有个小山庄，看中中国一套旧时的石凳石桌，花了N多费用，去了N次终于从旧货市场买回来，又花了买价的N倍的运费托运到了他的庄园。我记住这件事，是因为我和另一个工程师，为他这套宝贝量身订做了固定的木箱。
3）老马曾经和我的助手一起去了趟西安野生动物园，后来问他感受，他只说了句：“中国难道还有家养的动物园吗？”
唉，邮件中和系统中还有老马的询价没有处理，看着他的签名，有些感慨，很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M, our thought and prayers are with you,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译者/何黎
谭建威（音译）家的天花板很高。但不幸的是，这间单人房的长度或宽度都赶不上它的高度，里面挤着他、太太和12岁的儿子。房间大约35平方英尺，后墙上固定着两张双层木床，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摇摇欲坠地摆在架子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整个房间让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储藏室，而非住所，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衣服、缺了口的杯子、被褥、一台电扇、一卷白手纸。来客要么紧贴着门站着——这也是屋里唯一没有使用的空间——要么（像我一样）挨着谭建威坐在双层床的下铺。
谭建威是一名退休的灯泡厂工人，上世纪60年代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香港估计有10万人像他这样，居住在隔间大小的公寓里。有些耳背的80岁老人Dai Yun-po和63岁的Kong Siu-gau的家，距离谭家乘计程车（如果你支付得起的话）很近，他们的居住条件更是骇人听闻。手头拮据的退休建筑工人们睡在用铁丝网围成的笼子里，顶棚低到直不起身子来。在这里，他们必须与其他十多名“笼民”挤在一间斗室里。我到的时候，他们全都在站着看电视（因为没有坐的地方）——播的正是最新一期《福布斯》(Forbes)亿万富豪榜。如果Dai和Kong是条狗的话，动物权益保护人士多年前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了。
诚然，这些都是香港贫困现象中的极端例子。但作为一个以摄人心魄的港口景致和发财机遇闻名的城市，香港有许多悲惨境遇值得一谈。香港拥有70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美元，其中123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还不到低得令人绝望的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香港的收入再分配可谓是敷衍塞责，如果撇开这点儿有限的影响，香港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收入不平等性）是亚洲表现最糟糕的（甚至比印度和中国内地还差）。
许多香港人每月的生活费仅有数百美元，在这个屡屡创下全球最高租金纪录的拥挤城市根本不够用。Kong笼屋的月租金为160美元。由于没有做饭的地方，他在外卖上的花费远不止这个数。
香港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基本上不太为人所知。若不是政府补贴住房容纳了四成的香港居民，情况会糟糕很多。实际上，数千名养老金领取者要靠捡垃圾来维持开支。作为亚洲最为繁荣绚烂的城市之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其它地区一样，香港受到了中国内地低成本竞争的重创。上世纪80年代，香港迅猛发展的经济吸引了很多内地人前来。香港社会服务联会(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蔡海伟(Chua Hoi Wai)估计，香港制造业当时大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随着这些岗位逐渐流入内地，这一数字已降至20万。工人的月工资水平，也从激动人心的80年代的1300至2500美元，降至700美元。蔡海伟表示，工资中位数10年都不见涨，而中高收入人群的薪酬却直线上升。
其次，香港地价一直被人为保持在高位。地产大亨和私人业主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香港政府每次只拍卖极小一块地，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负资产更让那些有权有势者恼火的了。建造新的公共住房、并低于市场价出售的计划已遭冻结。著名政界人士梁振英(C.Y. Leung)形容香港人正被分为两类：拥有房产的人和没有房产的人。
第三，香港拥有小政府的传统，信奉“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尽管人们赞扬自由市场的理念，称其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获得成功的关键，但如果你住在一个笼子里，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你就没什么好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公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或者伤残津贴。迄今为止，也没有最低工资。政府支出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6%左右。现在，你知道瑞典人把另外的34%花到哪儿了吧。
民主活动人士、大学讲师张超雄(Fernando Cheung)表示，许多香港穷人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他们当初逃离了贫穷、动荡和专制，习惯了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这使得他们能够吃苦，很容易满足。
谭建威就符合他的描述。谭建威不后悔从内地逃到香港，尽管他现在一贫如洗，生活条件很糟糕。但在偶尔回广东省后，他的确意识到自己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祖国越来越富裕。他承认，那里大多数人比他生活得好。“就连他们的厨房也比我的家大，”他表示。但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语气中全无艳羡之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摄影)：孤家地理
随着BBC和《国家地理》频道的野生动物纪录片近年来在全球的热播，东非草原上百万角马大迁徙的壮观已经深深烙印在亿万观众的脑海里。其中最令人过目难忘莫过于这一幕了：烟尘滚滚，水花翻腾，争相挤踏的大群角马，冲破狮子利爪和鳄鱼尖牙的阻截，冒死渡河。这些由专业摄影团队历时多年，投入巨资才拍到的梦幻场面，我等“驴友”是否也有幸在现场亲睹为快呢？怀着这个梦想，笔者踏上了东非之旅。
根据过往资料，百万角马大迁徙的洪流每年6月起源于坦桑尼南部，随着旱季由南至北地推进，一股股角马滚雪球般地加入北上的大军。胃口极好的它们就像巨型剪草机，一路荡平沿途的草场，7月中在赛伦盖蒂草原汇聚成150－200万之众的“超级兵团”，在8月初分批越过马拉河进入东非地区旱季中的香格里拉－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草原，然后化整为零。到了10月底，角马再次聚群南下返回雨季中葱绿的家园。不过由于气候等条件的不确定性，大迁徙的准确日程和路线可谓神仙难料。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邂逅大迁徙的可能性，笔者在两周的行程中依次设计了“三条妙计”。第一计是地面追踪，越野吉普驱车自南而北纵贯整个赛伦盖蒂草原。第二计为空中俯瞰，乘坐热气球居高临下搜寻迁徙的队伍。第三计是沿河巡逻。沿着九曲十八弯的马拉河岸找到正在过河的集团军。
第一计不幸落空。越野吉普穿过面积两万平方公里的赛伦盖蒂草原，但见烈日下一片金黄的，只有三三两两的羚羊啃食大队角马吃剩的短草。河流也干涸成涓涓细流。到了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交界处才终于赶上大迁徙的殿后部队，数百只角马列队行进。由于两国的边界只对野生动物开放，我们只能望“马”兴叹了。
第二计也功亏一篑。日出时分，加热器呼呼作响的火焰把热气球连同下面的吊篮送上了空中，在100米的高度慢慢漂移，偌大的草原上只有稀疏的合欢树和几匹斑马拖出长长的黑影。一小时过后，远处出现了一片呈扇形移动的斑点——终于分辨出那是一大群扬尘前行的角马。正当乘客们指点欢呼，热气球的驾驶员声称所谓的“浪漫荒野早餐”的地点已到，必须降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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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多才回到办公室。本想将一些工作上的事和个人的一些事务整理一下。窗外的鞭炮声炸的我晕头转向，突然有种种孤独感袭来。准备逃跑。热闹是他们的，我羡慕那些一起放鞭炮的大人和孩子。
明天要去见市外事局的同志，某个项目我忘记了及时递交材料，明天得去递交书面说明，那哥们直言到：好听点叫说明，不好听就是检查。要深刻。唉，乱世。
祝大家开心吧，在家的和不在家的！我要去凑热闹，外面依然是一条冷清的路呀，鞭炮声很近，似乎又很遥远。受不了啦，逃！
88啦，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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