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的那次逃亡
高校教师张力颖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见证中国60年”征文撰稿 2009-09-02
我1961年生在西安，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那一拨。
记事以前的事都是母亲告诉我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是见证最深的第一个概念。什么是三年自然灾害呢？我其实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只记住了穷，没有东西吃。妈妈只告诉我，小时候我很可怜，妈妈吃不饱饭，更谈不上营养，我没有母乳吃。经常靠面糊糊和米汤活命，一瓶炼乳也要经过民政局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炼乳是什么样子——牛奶就更不用想了。所以，我小时候身体很弱，还有肺结核，经常整夜地咳嗽。“你咳嗽一声，我的心就跟着疼一下……”妈妈每次说到这里，眼泪都会不自觉地流下，总觉得是她亏待了我。那情形，让我莫名想到鲁迅《药》里面的小栓。所以，印象中我的童年一直都是那么懦弱、怯生生的。
我自己见证的第一件事是逃亡。
那是1967年的秋天，父亲带着我和哥哥（长我两岁）理发回来。走到巷口，爸爸突然让我和哥哥先回家，他自己却飞快地走了。哥哥好像很紧张，我还高高兴兴走着。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有二、三十户人家。一进院门，邻居都看着我俩，我感到奇怪——生平第一次得到注视。回到家，屋里有好几个男人，凶神恶煞地向妈妈逼问爸爸的下落。我吓得动也不敢动。有人喝问我俩爸爸在哪里，哥哥立即回答：“不知道。”
好像是第二天的晚上，妈妈带上我俩悄悄地出了院门，坐无轨电车到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黑暗中，孟叔叔（爸爸的好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手提着一个大包——那是给我和哥哥的棉袄棉裤，一手拿出火车票带我们进站来到车厢前。这时候，才看见爸爸——我几乎没认出来——头上戴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三个大人说话悄声细语，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对面坐着一个解放军。爸爸、妈妈和孟叔叔跟他说了些什，解放军点点头，笑着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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