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伍勤
巴西奥运上，来自南非的女子短跑选手卡斯特·塞门亚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说是再次，是因为，自从她在2009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崭露头角，她出色的比赛成绩，肌肉发达的外表，让她始终处于“是男还是女”的质疑之中。败于她手的俄罗斯选手愤愤不平地说：“瞧瞧她那样子（就知道了）。”赛后，国际田联令她做了药检和性别检查。虽然报告结果并未正式公布，只由委员会私下和塞门亚进行了沟通，但悉尼每日电报声称获取了知情方的内部消息，称她没有子宫也没有卵巢，睾酮水平还是“正常”女性的三倍。从此，舆论开始称她为“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或者，“间性人”（intersex），民间的羞辱性言论更多。国际田联最终认为她体内的睾酮水平过高，需要服药降低到“正常”女性的水平，才能和其他选手同台竞技。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是这么说的：“我们需要尽最大可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不过要声明的是，她完全有权参赛，我们不应妖魔化选手，她是我们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姐妹。”
奥运会的性别检测史
很多人或许会在直觉上支持田联的做法：这对其他选手是不公平——她不过是体内自带兴奋剂生成机制， 和服用人工兴奋剂的选手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尝试解出这道似乎有关公平的“超纲”伦理题时，让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奥运会历史上的性别检测问题。塞门亚的情况绝非偶然，据估计，在本届田径场上，有“间性人”可能的选手有五位到十位——换言之，田径场上的“间性人”比例比普遍人群要高得多。波兰女子短跑选手斯坦尼斯洛娃，1932年获女子100米短跑金牌，可当她1980年被意外枪杀，解剖结果却显示，她同时拥有男女两性性征，和XX和XY染色体。2006年多哈奥运，女子八百米银牌得主珊蒂被检测发现拥有超于“正常”女性的Y染色体数量，从而被取消了奖牌（可是在05年的亚洲田径赛上，她却通过了性别测试）。因为破碎的奥运之梦和巨大的社会压力，她曾一度自杀。
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新鲜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奥运会官方就要求女选手做“性别检查”，选手需要裸体在专家组面前走来走去，供检查是否拥有阴唇，乳房，生殖器等女性“应有”的器官，过检的选手可获得一张随身携带的“女性证明”（Certificate of Femininity）。随后，染色体检查取代了妇科检查，所有体内带有Y染色体的女性，哪怕性别表征是女性，生殖系统也是女性，从小就被所有人当作女性，也不被允许作为女性参赛。到了2009年塞门亚的时代，睾酮水平成为各项指标中比较重要的因素，但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染色体检查，荷尔蒙检查，生殖器检查和第二性征检查随时随地会被加入到性别测试的豪华套餐里面，因为并不存在一种测试，可以单纯判定出选手的性别。
据斯坦福神经科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称，新生儿中，染色体性别和性别表达不一致的概率达到了惊人的1%，也就是说，比该新生儿智商高于140的概率还要大。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性别表达还会逐渐发生改变，从男性变为女性或者从女性变为男性，都有可能发生。至于现在被视为权威的睾酮水平，也同样不靠谱：许多女性体内睾酮水平高于常人，但对其影响微乎其微，因其对体内的睾酮并不敏感。总之，染色体性别，性腺，激素性别，性别表达这四项指标之间，基本上是一团乱麻，互不一致的情况很多，取任何一项作为判定性别的标准，都会引起更大的不公平。
性别：“应该控制”的变量
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奥运会，总体来说，是一场性别隔离的大赛。除了仅有的马术项目不以参赛者性别加以分隔之外，男女能有机会同台竞技的也只有乒乓球、网友和羽毛球等混双比赛。据说，因为男性和女性在体能上的统计性差异，按性别分开比赛，能去除性别因素带来的影响，使比赛更公平，也更有观赏性。用偏学术的语言来说，性别被视为一个二分变量（dichotomous variable），数值只有两个，男，或者女，控制这个变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竞技项目的本意。除了性别这个在绝大多数项目中都被控制的二分变量之外，在举重，柔道等比赛中，选手们按照体重加以分组，以减少体重这一因素对比赛公正性的影响，只是分级较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变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