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心情

还有人关心香港么？

香港也在抗疫呢。来来来，给大家传播香港的负能量。
此时此刻，内地人民对疫情既担忧，又焦虑，不乏恐慌，但民众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地投入到抗疫行动中的。

但在2019年中到现在陷入反中运动达半年的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看到的不是同心同德的、同胞的香港，而是离心离德，竭力希望与大陆切断联系的香港。反对派过去一两个月在维持运动发展上遭遇严峻瓶颈，此时突然找到了救命稻草，希望把新冠肺炎作为推动反中、脱中、“揽炒”运动的新契机。
反对派推动的举措很具体——“封关”——全面阻止内地人进入香港，在这一点上进行集中动员。其中，特区政府（GOSAR）今天开始其实已暂停所有湖北居民（笔者以为这应当包括所有通行证/护照上标识为签发地为湖北的内地居民）及所有过去14日内曾访问过湖北的内地居民（这一条主要要靠访港者自行披露）入境。
反对派者认为这远远不够，应全面封关，禁绝一切内地访客入港，并将此作为反政府的核心议题。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一、香港人在看待SARS问题上与内地城市及民众的不同

在对抗2019-nCoV疫病问题上，香港与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城市/地方有若干不同，
其一，香港地方小，人口极度密集，大量使用集中封闭式的中央空调，是非常容易传播呼吸道传染病的地区。从疫病防控角度来讲，这里有更高级别的戒备及防护意识是合理的。
其二，一国两制下，《基本法》赋予香港政府独立设定出入境管制的权利，这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本质不同。法律上看，GOSAR可以为了疫情防控做出各种必要安排（例如目前已经限制湖北居民及两周内造访过武汉的非港居民入境），权利掌握在香港人手里。
其三，香港在2003年是遭受过SARS肆虐的。当时香港1,755人受感染，299人死亡（包括8名医生），对香港社会、经济、民生影响极大，社会经历过集体创伤。这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SARS的城市（包括武汉）是有所不同的。另外，结合前述可以看出，由于一国两制形成的隔绝，使得香港对疫病有更强的“输入感”，这是来自另一个地方——“中国”的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视角中的来自某一地方的病毒。
回过头看，如果把香港回归以来的反中情绪向前追溯，原点可能就是SARS。这个从内地输入性的病毒使香港付出巨大代价，升华了对内地政府的巨大不信任。而为了挽救香港经济，又不得不推出“自由行”等措施，加强香港对大陆的依赖。而“自由行”又导致了因旅游业开发、水货、大陆人抢占本地资源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将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升级到不可收拾。
其四，因为信息生态圈、媒体都与内地相对隔阂，占人口多数的黄营（特别是年轻人）不在国内媒体及信息生态圈的辐射下，他们不会关注国家卫健委、内地官方及民间媒体的发布，看不到政府和民间的努力，更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内地民众同心协力抗击疫病的团结意识；他们不会被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集体意志所感动，且不但因为缺乏国民意识，对内地民众强烈疏离，而没有对同胞的同情心，甚至令人感觉有颇多恶意，乃至缺乏人类之间最基本的同理心。他们以看待“别国”、“邻国”、“他国”的“第三者”方式在看待发生在中国的疫情，生怕疫情被内地人带到香港，影响到自己。自私的本土主义显现到极致。
其五，2019年以来的香港运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由恐中、反中、脱中政治意识主导的城市。反对派基本盘占人口半数，也包括大多数年轻一代。他们对内地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秩序、治理、模式均极度不信任与抵触。这也使得他们对内地疫病防控的取态与模式完全定格在2003年SARS（而且是极端负面、妖魔化的极端版本），更使他们对内地疫病防控完全不信任、对疫病输入有极大恐惧与厌恶。

再考虑到香港的反中意识在过去一些年甚至已经发展演变成为香港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及针对内地的文化种族主义（racism），在反对派眼中，疫病就是“中国肺炎”；在激进反对派眼中，那非但是“支那”输出，而且是“黄祸”。
回到2020年春天的香港，反对派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出“护港”大戏。与一般疫病防控不同，这出“护港”大戏是政治化的，打着疫病防控的旗号升级渲染恐中情绪，推动反中和脱中。他们将大陆描绘为危及香港生存的瘟疫（包括大陆的疫病、制度、人），把GOSAR描绘为出卖香港人的代理。这里没有对大陆的同情和同心同德，只有极度的厌恶、唾弃及自私。这就是内地一心希望感化拉拢的“香港同胞”。
笔者亦需说明，以上描述并不代表全体香港人，只针对黄营，但他们占到香港人口的多数，也在年轻人中占压倒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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